1995年9月，我大学毕业到江阴检察院工作，刚开始我在刑检二科做内勤兼书记员，刑检二科主要办理检察院自侦案件的批捕起诉工作。陈卫东是科里的一名承办人，他89年华东政法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检察院工作，科里其他人都喊他“阿东”。我已忘记当时我是怎么称呼他的了，但清楚记得他一副懒散松弛的青春形象。

　　那时没有电脑，所有的记录都得靠一支笔来完成，这是书记员的重要工作，尤其是提审，那需要真功夫，碰到复杂难搞的案件，经常会形成厚厚几十页的记录稿。跟随陈卫东去提审则比较轻松，他问话并不多，一句接一句，从容而深入，我的记录自然也跟着清晰流畅、一目了然，记录的同时脑子还可以腾出时间来想一想：他为什么要这样问。有时，他会在提审时给嫌疑人点支烟，在烟雾袅袅中内心的纠结不安得到一定的缓解，讯问自然顺利很多。当时，我想，和这样的懒人一起去提审感觉还挺好的。

　　整理内卷时，看到他字迹娟秀、干净利落的阅卷笔录，一气呵成、没有任何涂改的起诉书时，我总是无法和他散漫的外形联系起来。不过，后来发生的一件小事，让我尝到了他的厉害。有一次，我到法院去送案卷，刑庭内勤是一位资深老法官，他让我带一份材料给陈卫东，我没有多想就给带回来了，还以为顺路又多做了一件事，没想到，却遭到陈卫东一顿毫不留情的责骂，说我不沟通就乱接活。我当时很委曲，擦干眼泪，深刻体会到了：不修边幅的外表完全可以包裹一颗非常讲规矩的灵魂。

　　两年后，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刑检部门按功能分成批捕科和起诉科，我没有再做他的书记员了。

　　2009年春，我调到办公室，负责部分文字工作，陈卫东已是侦查监督科的科长，我们在工作上又有了联系。十几年过去了，他在外形上早已突破，看上去已是一位干净整齐、略显内涵的中年男人了。

　　当时，我负责院里《暨阳清风》杂志的编辑工作，优质稿源一直是个问题。对着电话号码薄来回搜了几次，我看中了陈卫东。但向他约稿是一件棘手的事，他非常忙，每次去他办公室，他都无暇顾及我，好不容易等他得空，我刚说几句表明来意，便遭到了他的拒绝加责骂：“我又不读书，更不会写文章，不要再来烦我了”。可是，我脸皮厚，深知他肚子里全是干货，值得我去费精力掏出来，被骂也无所谓，又不是没被他骂过。结果是，他骂了我几次之后，他就真的开始动笔了，随笔《第一次复印》在我给他的时间内完美交稿。此后，在“我逼他他骂我”这样几个回合后，他的好文章一篇接一篇，就像生过头胎孩子的产妇一样，以后再生就相对容易些。在那段时间，他还经常在食堂用餐时和我探讨《暨阳清风》，他说这是江阴检察文化的一张名片，一定要做得有品味、有持续性，俨然一副为检察文化忧心忡忡的样子。后来，我不再逼他，他却主动撰写了多篇办案札记、理论调研、法治评论等各种题材的文章，甚至，现在的他还会这样说：真想有些清静的时间写一些有价值的文章出来。这还是不是当年为了让他写几个字就骂骂咧咧的那个陈卫东？

　　话说回来，他的文章，货真价实，有一种自然的流淌性。可是，不太熟悉他的人是无法想像一个严厉的“捕头”怎么会对嫌疑人有那么多温暖情怀？一个业余时间只在小区里陪老头晒晒太阳打打小麻将的人怎么会有那么多深刻见地？其实，他说他不读书，但是他从来没有停止过思考，他说他不写文章，但是他心里精彩纷呈，每一个故事都能直抵人心。

　　前两年，陈卫东离开侦监科调到案管科，他的内心戏是：从此可以轻松些了，毕竟已年过半百了。出人意料的是，他到案管没多久，他便给我看了一份内容详尽的《案管工作月报》，各种数据、各种评查、各种分析、各种提示，批评表扬，一应俱全，如果没有对全院的办案情况进行通透的调查摸底，这二十多页的月报是写不出来的。看来，“可以轻松一些了”是他说的一句假话。我办公室的隔壁是一间会议室，就算隔着一堵墙，我都时常能听到陈卫东坚定而执着的声音，他会到业务部门来开会，指出问题、拿出办法，有了这样的案管，司法想不规范估计都难。用承办人的话说：陈科到了案管，我们对他又爱又恨，他想挑刺就挑吧，气人的是他还总能一挑一个准。只能说，检察工作实在厉害，把当初那个有些颓废的小伙子蜕变成如今火眼金睛的管家婆。后来，我又想明白了一点，他是处女座的，热爱工作，注重细节，要求严格，服务他人，完整自己，他的自我在案管这个岗位上再次得到充分发展。要我说，案管这份工作真适合他。

　　现在，当年的“阿东”已经变成“陈专委”，我们工作上依然有联系。我负责检委会那块工作，每次开检委会听他发表观点，我都会有一个想法，如果一个法学院的学生对案件的分析纯属法律层面，那么如何在司法实践中把握好法、理、情的统一以实现最佳的办案效果，那就该听听陈专委如何分析表达，这是法理、经验、情怀经过几十年持续融合淬炼后形成的办案智慧。大学里，如果有《检察实务》这门课，那么就让陈卫东，江阴检察院的陈卫东去教是最合适不过了。

　　二十三年的同事，在共同做事过程中相互影响、一起成长，完美的关系莫过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