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有经验可以总结，能够分享；但尚未到失败程度的不成功，汲取的教训往往能够比成功带来的喜悦更让人深刻回味。

　　懵懵懂懂从事未检工作一段时间后，我不断地意识到每个人都是多面的，犯罪纵然是人性丑陋的一面，但并不是唯一的一面。未检人的职责就是要挖掘每一个涉罪未成年人的积极面，引导他们抛弃丑陋和罪恶，以健康、阳光来面对生活。因此，未检案件办得好与坏的标准，一方面是程序是否规范、实体处理是否正确，另一方面是经过刑法的特殊预防功能，迷途的孩子有没有走上正途。

　　6年来，办理的案件中大多数孩子都回归了正轨，但仍有几个孩子重新走上了犯罪道路。这几个不成功的案例也让我在不断思考未检工作究竟要做些什么，少年司法中的教育工作究竟要怎么做？尤其是小兵这个案件。

　　第一次遇到小兵是在2013年，那时他刚满16岁，但根据卷宗记载，在16岁之前他已经多次因为偷窃被公安机关处理，在法律的层面上他是一个劣迹斑斑的孩子。但审阅卷宗，发现他亦有可怜之处。他的母亲在小兵年幼时忍受不了贫穷就离家出走了，至今杳无音信，用小兵的话说妈妈究竟长什么样他都不知道。小兵还有一个80多岁的奶奶，全家生活都靠他父亲支撑，但他父亲是个残疾人，收入微薄，加上大伯家的接济，才能勉强地过着日子。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这句话在小兵身上并没有得到印证。小兵上学起就成绩很差，初中一年级的时候就不愿念书辍学在家，对此他父亲无能为力，大伯也爱莫能助。小兵辍学后就踏上社会，出入网吧，沉迷网络，结识社会闲散人员，一步步沦落为大伙眼中的“小混混”。为了满足自己的上网、生活需求，小兵一次又一次的盗窃，16岁以前无法追究刑事责任，16岁之后变本加厉，最终被关进了看守所。

　　当时我对教育的理解就是要因人而异地讲法律、讲道理，面对小兵，结合着小兵的成长经历、犯罪手段，从盗窃的社会危害、被害人赚取钱财来之不易，到对父亲、家人的责任等一通道理“侃侃而谈”，这些话让小兵当场留下了眼泪。看着小兵悔恨的泪水，我心里有点小成就感，觉得教育做得很到位，我将这个迷途的孩子拉了回来。不久之后，小兵被判了八个月有期徒刑。

　　2014年年中，写有小兵名字的提请逮捕意见书又一次出现在我面前，小兵刑满释放后第三天起又继续盗窃，这次的盗窃犯罪次数、金额远超上一次。拿到这个案件，心中顿时充满了挫败感，当时不是教育得很好吗？小兵当时留下的眼泪是多么真诚！提审小兵时，小兵告诉我，2013年我跟他讲的那些话他觉得很对，知道犯罪是很不好，但是出来之后，父亲不肯接受自己，自己又不愿意去上班，靠偷来维持自己生活的方式很惬意、很自由，所以继续去偷。

　　随后一段时间，我一直在思考究竟什么是教育？苦口婆心的劝诫是不是教育？除了对涉罪未成年人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寓理于情，还应当开展什么样的教育？固然对于犯重罪的、多次犯罪的、主观恶性较深、犯罪手段残忍、屡教不改的未成年人，处理时一定要体现出法律的威慑力和惩戒作用，为教育工作做好铺垫，但在现有的以强制性改造为主体的惩罚体系下，惩罚能在教育中发挥多少作用呢？正如小兵，他再次走上犯罪道路固然有他自身的原因，但更与他的成长环境密不可分，不能将他犯罪的原因以及再次犯罪的原因一味地归结到小兵身上。

　　在小兵案件的处理上，我慢慢体会到教育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并带有强制性的影响活动，有着自身的内涵、内容、方式、方法，训导式的谈话、感化只是教育的一个方面，但不是全部。先前对教育理解的浅薄与片面，让我自认为只要将道理讲给了未成年人听，讲给了未成年人的父母听，这就是做好了教育工作。然而这样的教育只是蜻蜓点水，起不到太多的实在效果。

　　在小兵的身上，我也逐渐发现涉罪未成年人的教育工作，不仅是未检干警的分内事，还是参与小兵案件办理的每一个司法工作者的责任，更与每一个与小兵有接触的人相关，是全社会需要努力承担的责任，这才是小兵、和像小兵一样走上迷途道路孩子们需要的教育。